文言小议

因值“五四”八十周年，故与朋友们聊天，便扯到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争论上。是否倡白话便必彻底否定文言之功用呢？窃以为不然。文言作为延用数千年的书面语言形式，实无当废之罪！

“……腐败思想，能用古文做，也能用白话做。”鲁迅这句见于《三闲集·无声的中国》的话，再明白不过地点出了文言文与白话文仅仅是形式而已。形式无进步、反动之分，用古文——文言体——也能做表现热爱党、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的文章；用白话文也能宣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邪论，也能散布蛊惑民众的妖言，且由于它一读就能明白，影响更坏。故，看文章看其内容而判其好坏，以文言、白话而断文章之好坏，不亦惑乎！

文言、白话，都以各自的语法为支持。语法是它们的骨架，即结构形式。它们的面貌不同，其实就在于它们的语法不同。至于用词，用常见的词汇照样作文言文。在虚词使用上虽有“之乎者也”、“啊吗呀呢”的分别，仍属形式的特征问题，扯不上什么“酸腐”不“酸腐”。文言实际上是规范化的书面语言，也就是说它只以文体形式存在。古今国人说话都用口语，即白话，而不同时代有不同口语用词。倘无文言以其规范化语法，使文言文得以不受时代口语的制约，我国自甲骨、金文开创的，经过上古三代而基本定型的文言文写成的文献、文章、著作便使今人无法读解。举一例子吧，明人白话小说今尚易读；元曲里的“白”是元人白话，今人就不能尽解；以唐、宋白话写成的禅僧们的《灯录》，今人非佛学研究人员就大感读得吃力，费解。可见，文言对保存、流传我国历代文化是功高绩丕的。文言的规范化的好处也实为白话文的必须规范化做了榜样，白话文必须以国家提倡的普通话去写。故，以形式之别而是白话非文言，实一时之浅见。实事求是地说，“五四”白话文大兴之后，虽有一些人偏激地提出不许用文言作文作诗，而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写作从未销歇。鲁迅、郭沫若、柳亚子写旧体诗是尽人皆知的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传统诗词形式被广大群众喜爱，建诗社、出刊物，声势很大。毛主席的旧体诗词为时代文学之高标，其诗词前的小序，以文言写来，凝炼精美、意味隽永、音律铿锵，功力令人仰止。江主席也喜读喜写古典诗词，前些日子还专程出席唐宋诗词朗诵会。八十年来，单篇的文言文不胜枚举，但以专著而言，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应是读书人都知道的吧？

文言的生命力犹存，它能为今天服务，且能服务得恰到好处。文言句子言简意赅，用于标题、标语、广告词很显得醒目。在行文中加进些文言句子，能起到调节文气、使文脉活泼、突出主旨等作用。全篇用文言写，发表出来，也能体现报刊文体的多样，今不少新诗刊物已开辟旧体诗之页，散文刊物、报纸副刊何不试着登点儿文言作品呢？当然，登也要登真合文言语法的、清通的文字，堆辞砌藻、陈腐艰涩，乃至摹古无生机的玩艺儿是不可取的。